历代的各种婚姻异象

传统婚制经周汉礼制而确立，由唐宋以后的法律而得保障，这是婚制的主流。但历代各种婚姻异象仍然存在，像招赘、典雇妻妾、收继婚、一妻多夫等。这类现象，或出于经济原因，或基于继嗣的需要，或受少数民族风俗影响，都不是礼制所能限制的。我国幅员广阔，各地风俗自然不同，社会发展的阶段也不一致。大体上说来，这些现象只是婚制的变异，并非常态。礼制的维持，对社会形式的完整自有贡献。汉代以后礼制的宽严也有变化，中唐以前，由于儒学不盛，胡风杂糅，在名教危机中礼法观念十分淡薄。中唐以后，儒家势力再次抬头。到了南宋，程朱派理学得势，礼制又趋严密。明清时期的社会，礼制甚至演化为“礼教”，产生许多不合理的现象。

　　当中原地区以礼制为社会组织的纲领时，周边各民族仍保存不同的习俗，像匈奴、突厥各族尊重女权，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流行收继婚、劳役婚（住在妻家服劳役一段时间）。这类习俗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长期统治下，对中原地区的婚俗也有若干影响。魏晋到唐，妇女的地位很高，活动自由，这种现象与胡人风气有关。蒙元时期的同姓婚、姑舅婚、弟收兄妻、子承父妾等习惯，仍为明代某些地区的汉人所遵行。周代以来，异族通婚常遭蔑视，西汉、唐所盛行的“和亲”政策，在儒家势力兴盛的东汉与宋即不采用，这是因为与汉族礼法相抵触的缘故。但在外族入主的情形下，异族通婚非常普遍。通婚过程中，虽也产生礼制的冲突，但胡人久染汉风之后，也逐渐接受汉族礼制。如拓跋氏与中原士族早期通婚时，常产生“纳不以礼”的问题，其后经过魏孝文帝鼓励胡汉通婚，到了周齐隋唐，拓跋氏已与中原士族毫无区别。以汉化最浅的蒙元来说，汉人与非汉人间的通婚也很频繁，这些通婚的家庭内部也很融合，许多蒙古女子也能遵从中原礼制。蒙古不但未强迫汉人接受他们的婚制，相反曾数度下令不许汉人、南人、色目、回回、答失蛮、主吾人等实行收继婚，这都是受到中国婚制的影响。总之，异族风俗的进入，虽使风俗形态发生变化，但最后仍消融于礼制中。